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是以蜀族和巴族为主，建立的两个王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秦国的版图。经过秦代到西汉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它族已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关于古代巴蜀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据传说材料整理而成，这就不免带有神话色彩和后来整理者的观点，特别是汉、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这样无论在史料方面和我们的认识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给研究巴蜀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途径。近年来，四川的考古学家们取得了丰富的巴蜀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许多研究。这些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 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徒到今重庆市。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物质遗存，根据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结果，它们是各自有发展、有继承的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谱系是清楚的，这些就是古代巴蜀两族给我们留下的实物史料。当然在巴、蜀两国内，除了巴蜀这两个主要民族外，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两族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目前的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以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许会有新的体会。
巴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四川盆地西部的蜀，这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人文明。发展到晚期，巴蜀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交往的桥梁。
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玉石器制造手工业。青铜器铸造、玉器制造，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经济的水平，用现代的话说，即是「综合国力」。夏鼐在谈到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广泛采用的重要意义时说：「首先青铜的原料铜和锡，不像石器时代那些制造石器的石料，并不是到处都有，可以就地取材。其次，铜和锡都是矿物，其中自然铜的产生很稀少，一般铜矿和锡矿都要经过提炼才能提出金属的铜和锡。这不像石料那样可以利用天然物如砾石、页岩、板岩等，不必经过化学方法来提炼。金属提炼出来后，还需翻铸，才能铸造出可用的青铜器来。这些是意味着要有一批掌握冶金技术的熟练工匠，又要有一定的贸易活动和保证交通路线的畅通，才能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这又需要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上一定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夏鼐这一段论述说明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文化，但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要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研究各个时期人们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青铜铸造手工业的出现必须是在经济领域里各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发展。在人们的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也要与之相适应。
玉器制造手工业和青铜铸造手工业有相似之处，如原料的开采、运输、加工等。同时这些手工业的生产专业性技术很强，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这类生产，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有相应的发展水平，以保证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窥见早期蜀文化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相当于商、周时的蜀文化已经出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考古学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宫殿建筑都已发现。广汉三星堆高大宽厚的城墙、埋藏众多青铜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桥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遗址等，都是国家机器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体现。早期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发现的文化遗迹、遗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
巴蜀文化发展到了它们的晚期，一方面巴族开明氏王蜀，作为异族的统治集团统治下的蜀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族，这样不但要容许他们在原地生活，还得靠蜀族的上层来统治广大的蜀族居民，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书上的「变服从其俗」，另一方面这时巴、蜀两国疆域相邻、犬牙交错，相互影响势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外，有更多的共同性，这是「巴蜀文化」名称的由来。即使如此，我们根据他们顽强保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仍可区分出来蜀人墓葬和巴人墓葬。
